?险，趋利避害，提高执法水平，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各级税务机关必须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类型分析
税收执法风险的存在与税收执法过程是否规范密不可分，根据其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执法风险分为以下三类：
（一）税收管理作为类风险
?是指在税收管理过程中由于执法主体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赋予的职责职能中应作为而未作为、未完全作为或作为了未赋予的职责职能范围以及作为不当的管理事务而形成的影响和后果。其主要表现在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未依法保障或侵犯了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未完全执行征管工作流程、税务登记不准确、纳税人性质认定错误、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审核不严、减免税概念划分错误、“双定户”定额程序不全、政务公开不及时、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税款征收方式不统一、税率执行错误、一般纳税人进项抵扣审核不严、日常纳税辅导不细致造成纳税漏洞、纳税人只需履行备案手续的纳入了行政审批程序等行为都是其具体体现。
（二）税务行政诉讼类风险
是指税务执法主体因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而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撤消、税务行政诉讼败诉、税务行政赔偿等后果和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当前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一旦发生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败诉的概率就会很高。从败诉案件看，一是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主要是指违反法定方式或者是违反法定的具体要求。税务机关的日常具体行政行为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突出表现在：（1）无执法权的人参与执法，如工勤人员参与税务检查或税务稽查；（2）开展日常税务检查工作时，该出示税务检查证而没有出示，收集的证据资料纳税人未签署或者盖章；（3）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而没有告知；（4）达到听证条件的，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举办听证而没有告知；（5）所收集的证据来源不法定、手段不合法，证据应当在听证会进行质证而未进行质证；（6）违反法定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有的未经批准，擅自临时查封纳税人的物品、随意扣押纳税人的商品，有的未履行事前告知，未通知当事人到场等；（7）有的应经有关负责人批准的案件不经批准擅自作出稽查结论等等，最终导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败诉；二是引用法律法规不准确，在《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罚决定书》中定性和处理不是引用法律法规等高级次条文，而是引用内部文件、工作规程等低级次条文，且引用的条款不准确，适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导致定性模糊、征纳双方争议过大，从而败诉。
（三）税务司法渎职类风险
此类风险的界定应以《刑法》中关于税收渎职犯罪的相关条文和检察机关对税务渎职犯罪的立案标准为依据，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严格履行征管职责，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偷税骗税等犯罪活动不查不问，对群众的举报听之任之，不认真查处，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肆意进行偷逃骗税等犯罪活动；二是税务行政执法案件中由于地方保护、政府干预、怠于暴露问题等原因对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拖而不送受到刑法402条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追究；三是税务征管失职失误，造成不征、少征国家税款和国家税款重大损失触犯刑法第404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以及第405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这两种定罪额度标准低，10万元以上的税款损失即达到立案条件，在日常税务征管中稍有疏忽便极容易达到这个税款额度，形成不征、少征和税款流失的法律客观后果，另外对“徇私舞弊”这个前置条件司法解释涵盖范围非常广，且在目前司法实践掌握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观故意这个法律要件的“明知后果”情节在实际税收征管中更是难以把握和判定，不同的法官理解不同认定也不同，因此对于税务干部的执法风险同样极高。如果由于疏忽大意，严重不负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舞弊的法律前提，仍有可能触犯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司法渎职类的风险已成为税收执法中最应引起高度重视和需防患的一类风险。
